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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现在还没有恢复高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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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现在还没有恢复高考

文/王天时

1966年6月,在举国声讨“邓拓吴晗廖沫沙”的批判声中,我结束了小学课业,考入了离家20里的一所初中。9月入学,想不到刚上一月的课,大串连开始了。那时,我十二岁,正是学知识、学文化的时候,可是学校里再也听不到上课的铃声,我到那里学习?我的数学只学到有理数的“数轴”,植物只看过两回像枕头一样的大豆标本,俄语的字母还没念完,理化没开过课。大串连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,到1968年,一部分师生才返校。这些人学习外地的经验,成立红卫兵战斗队,遂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,整天互相贴大字报、辩论,指责对方是刘少奇黑司令部里的保皇派,自己才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革命派。现在想起来,这些攻击都是凭空捏造、信口雌黄,限敌手于死地。十几岁的娃娃,连刘少奇的面都没见过,咋能成为刘少奇司令部的保皇党?两派斗争,老师隐身躲避,纪律、出勤无有人管。于是,我就成了“二?五”学生,星期二到校,星期五离校。在校的几天时间里,帮高年级同学抄大字报、贴大字报,再到集市上贴大批判的宣传标语,剩下的时间就到水泥台子上打打乒乓球。这样无人管理的状况持续到1969年底。那时候,有一句名言是“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”,实际上我初中学习时间三年半,接近四年时间。不但没缩短,比现在学制的时间还增加了一年,而所学的知识,怎能和现在的学生相比。那简直是知识的荒漠。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误人子弟。

1970年,教育革命有了新的指示精神。既然是革命,就要和以往的不一样,“划清界限”,过去是秋季招生,现在要改成春季招生,小学六年缩短为五年,初中三年,缩短为两年,高中三年也缩短为两年。还要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规模,使教育革命“大跃进”式的成果体现出来。每一个大队办一所小学,每一个公社办一所初中,每一个区(相当于现在的镇)办一所高中。没有教师,原来的教师集体升格,小学教师升格为初中教师,初中教师升格为高中教师,村办小学的教师就由队上从回乡知识青年中选用,这就是后来的民办教师,而学生呢?不用考试,就近免试入学。我就读的初中改成了高中,我就成了母校第一届春季招生的高中生了。

1970年春季三月入学,1971年12月毕业,这就是我的高中学习历程。由于匆忙招生,师资、教材都跟不上。文化大革命中,我读了三年半初中,没有教材,没有课本作业,两年高中,没有教材课本,没做过实验。1974——到1976年上师范,也没有教材课本,老师只批改过一次作文。学校里大多时间,都在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提高阶级斗争觉悟,用简单的体力劳动替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。其余不多的文化课也很简单:语文课就从毛主席诗词中抄几首诗,写在黑板上讲解。高中数学没有基础,就补初中一元一次方程。化学讲农药的方程式配平,物理讲“三机一泵”,柴油机、发电机、电动机、水泵的使用与维修。外语、音乐、图画、地理、历史、生理,这些农村用不上,干脆砍掉不开了。我高中两年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,还不如现在初中一年级学生学得多,学的全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,耽误了千千万万青年学子的青春年华。

高中毕业后,回乡当了农民。1972年5月,经大队研究,我被聘请为我们村小的队请民办教师。一月24个工分,补助6元钱。村小成立两三年,聘请邻村一位耕读教师任教,校址设在老祠堂,桌子不够,就用松木椽搭成架子,上面抹成泥代替,凳子学生自代。90几个学生,共分了5个年级,挤在三间厢房里,拥挤不堪。一节课45分钟,老师轮流讲五个年级的课,一个年级不到10分钟。轮不到讲课的年级,留有作业题。工作量大,效果差,在老师的多次要求下,队上决定再增加一位教师,于是,我就成了村小的代课老师。

没有多少文化积累,没受过专业的师范培训,仓促走上讲台,心理、情感一时都无法适应。小孩子活蹦乱跳爱喊叫,一天下来,吵吵嚷嚷,让人心烦耳躁,不思饮食。一次,我带领着五个年级去打麦场上体育课,全校90多人,在操场走着圆圈。也许是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,学生感到新鲜,叽叽喳喳,嬉闹喊叫,制止也不见效果。我吹着哨子,嘴里喊叫着“一、二、一”,可学生大小不一,步伐凌乱,各走各的,不知道节奏。我喊叫“立定”,前面一、二年级的小同学站住了,后面四五年级个子高的同学不停下,有个别调皮的还故意朝前推搡拥挤,一下子秩序大乱,成了一窝蜂。恰好,生产队的社员在打麦场旁边田地里锄麦,见到现象,也议论纷纷。大队支书就从麦田里走到我旁边,大声的呵责斥骂:“你把娃娃教成X啦!”那时候,我才18岁,血气方刚,听到这样斥骂,眼泪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后来也不知道学生怎样回的教室,我爬在教室的讲桌上,哭了一个下午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就是没有知识文化,不懂得教学规律要付出的代价。上体育课,不明白教学目的,只知盲目模仿,别人引着转圈圈,咱也引着转圈圈。转圈圈是训练步伐,协调一致,养成纪律性。再则,教育要分类指导,而我的体育课,五个年级一体上,小同学个子小,走得慢,大同学个子高,走得快。走得快的厌烦了,就要给你捣蛋。当时文化浅,明白不了这些道理。当时,如果能明白这些道理,早就成教育专家啦。

到了这年7月,参加了县上教育局开的一年一度的暑假教师学习会。会议主要是政治学习,作风整顿。市教育局长做报告,谈到提高业务水平时,举了这样一个例子。一次,他去商南县检查工作,到学校听课,一位民办教师在讲毛泽东诗词《蝶恋花?答李淑—》。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。借问吴刚何所有?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,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。忽报人间曾伏虎,泪飞顿作倾盆雨。”当讲到“吴刚捧出桂花酒”时,他是这样发挥的:“吴刚捧出的是什么呢?是一碗黏面吗?不是。是一块干锅盔吗?不是。吴刚捧出的是桂花酒。”讲《蝶恋花》,要讲浪漫主义表现手法,讲意境渲染的浓厚热烈,讲对烈士的深厚感情。而这位教师,把超级浪漫主义作品,只从字面上做狭隘的理解,牵强附会,愚昧没文化地理解解释高雅艺术。

那时候,大多数的民办教师像我一样,没培训上岗,知识积累不够,经验积累不够,人数多,质量差,就弄出了很多笑话。一位校长曾经说过这样的事,学校里没有专职化学教师,三年开不了化学课。他去教育局要人,局长把脸一沉,训斥到:“你问我要化学教师,国家就没给我分配化学教师,我拿啥给你分配里!”小学升格初中的化学老师,没有专业知识,只好照着化学课本朝下念。一位胆大的化学教师,离开教材,大胆发挥,结果离题万里。讲“化合分解”时,风把门开了,他随手把门关上,即兴发挥,“同学们,什么叫‘分解’,刚才风把门吹开就叫分解,我现在把门闭上就叫化合。”化学反应解释为物理现象。教师质量差,是普遍现象,讲数学的题做不下来,挂在了黑板上,讲化学的读不通分子式,讲物理的做不了实验,教唱歌的不会发声。不讲光学,不要眼睛;不讲声学,不要耳朵;不讲地理,不知祖国地大物博;不讲历史,不知道前朝后代;不学外语,闭关锁国;不讲生物,不知道保健常识;不开美术音乐,放弃了审美教育。

一位外国学者认为:1978年是全世界真正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。这话说的是十分正确的。1977年冬季,文化大革命停止了十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得以恢复,1978年春季,这批通过高考录取的新生,走进了大学,开始了他们的学业。恢复高考制度,唤醒了千千万万青年人加入了学习文化科学热潮的大军,培养了国家急需的数以万计的人才,解决了各行各业人才缺乏的困境,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。恢复高考制度,是改革开放的标志,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。1979年,我考上了陕西教育学院中文专科函授,1984年,我考上了陕西教育学院中文本科脱产进修,2004年,我还参加了西北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研究生班的学习。三十多年来,我从一个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青春的一代人,成长为一位具有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学历的文化人,从一位小学队请民办教师成长为大学教授,从一位混沌的山乡青年成长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者。2006年,我还被评为陕西省师德标兵,全国师德标兵。我庆幸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,我庆幸我遇上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机遇。

我一个人闲暇的时候,常常陷入遐思,我想,假如1977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高考,那么,我们学校还在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大学教授下放劳动,贫下中农、工人阶级管理学校,那么,这6000万高质量的大学生是培养不出来的,各行各业人才奇缺,语文课上有人还会讲一碗黏面,中学里依然没有化学教师,外语课至今不会开设。医院里缺乏高质量的医生,普通的阑尾炎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把人疼死。“神舟飞船”上天只能是梦想。

好在这一切已成为过去,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当我们含泪讲着亲历的磨难和笑话时,不要忘记笑话中包含的道理:国家的强盛越来越依赖于自己的人民掌握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。谁能依靠人民,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善良、文明、知识、文化,收获的将是文明的回报;谁愚弄百姓,制造愚昧,收获的将是愚昧的回馈。事物的发展总是存在着因果链,文明总是和发展、强盛、富裕联系在一起,愚昧总是和贫穷、落后、挨打联系在一起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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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 文学 高考
责任编辑:王文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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